过去时：起源发展高峰
柳琴戏，早期称“肘鼓子”，也称“小戏”，后因其唱腔独具魅力而被人称为“拉魂腔”，此外又有“拉后腔”、“拉花腔”、“控洪腔”等别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曾一度改为“四平调”。1953年，徐州市委宣传部会同市文教局，与艺人反复磋商后，以主奏的柳叶琴为据，正式定命为柳琴戏。柳琴戏起源于清乾隆年间，距今约二百多年。关于它的发展源头，新出版的《江苏戏曲志·柳琴戏志》罗列了三种说法，其中一种认为它源于苏北的太平歌与猎户腔。“太平歌”是农民在收获季节为抒发喜悦之情而创造的一种曲调；“猎户腔”则是当地的猎户在狩猎之余，据当地流行的民歌、号子等，结合当地的山川景色和自然音响，形成的一种曲调。柳琴戏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四个时期。在最早的说唱时期，半农半艺的贫苦农民在农闲时，以一家一户或一二人结伴，走乡串里“唱门子”乞讨。唱的节目被称为“篇子”。篇子多反映农村生活。此时的沿门说唱，既无弦乐伴奏，也无服装道具，只有演唱者以板或梆子自打节拍。
清咸丰年间，柳琴戏有了专业艺人和班社雏形，演出小生、小旦的“二小戏”或外加小丑的“三小戏”。这种戏也叫“对子戏”。对子戏鼎盛时期，柳琴戏班社中出现了如“烂山芋”、“金不换”、“一千两”等职业女艺人。她们出演的旦角两腮抹浅红，用黑色烟色描眉画鬓，抹口红。其所用的服装道具也多有变换。在长时间的职业演艺中，形成了句尾委婉缠绵的拉腔。“拉魂腔”基本成熟。 清末民初，柳琴戏已经形成了七八个艺人，甚至十多个艺人组成的职业班社，俗称“七忙八不忙，九人看戏房，十人成大班。”徐州地区的邳县卢家班、睢宁吴克志班、铜山同义班、董四班等异常活跃。其演出形式也由原来单一的“唱对子”和打地摊演出的“跑坡”，发展成为为庙会会主唱的“会戏”、为富人家做寿或办喜事的“堂戏”，以及请神敬鬼、烧香还愿的“愿戏”等多种形式。随着班社人员的增多，一些大型剧班开始出现，脚色行当也逐步完善。
柳琴戏开始进入舞台演出时期。 约在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前后，一些柳琴戏班社开始由农村进入集镇或城市演出。由于徐州交通便利，又是柳琴戏流行区最大的城市，因此，到解放初期，徐州市区就云集了同义班、常胜班、义和班等多个较有影响的大班社。荟萃了厉仁清、王素秦、相瑞先、姚秀云等著名艺人。当时徐州城内分布有同兴戏院、群乐戏院、民众戏院、和平戏院等十多家戏院，每日多达十台左右的戏竞相上演。柳琴戏成为市民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。
1949年之后，在政府的扶植下，柳琴戏得到了迅速繁荣。原有的零散戏班被组成徐州市柳琴一团和二团，1958年又扩建为江苏省柳琴剧团。从20世纪60年代起，柳琴剧团响应党的号召，上山下乡，为群众送戏上门，每年在基层演出都在300场以上。“文革”时期，柳琴戏历经磨难，各专业剧团被迫解散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柳琴戏迎来了第二个春天。被解散的剧团得以恢复，为培养柳琴戏新人的训练班、戏剧学校相继成立。
1978年，江苏省柳琴剧团演出的《大燕和小燕》参加当年10月的省专业剧团创作剧目会演，反响强烈。此剧后被全国各剧种30多个戏曲专业团体移植。1979年元月，该剧被文化部选调赴京参加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”。此后，剧组又随中央慰问团赴边防前线，慰问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战士。1981年，江苏电影制片厂又将该剧摄制成戏曲艺术片，在全国上演。一时间，柳琴戏的唱腔回响在大江南北，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，柳琴戏第一次被全国瞩目。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电影、电视的迅速普及，以及多种娱乐样式的出现，柳琴戏观众逐渐减少，表演团体悄然萎缩，柳琴戏慢慢退出人们的视野。到今天，你很难再看到一场纯粹的柳琴戏演出，听到几句纯正的拉魂腔声调了。
柳琴戏究竟走到了何处？它是蛰伏了，还是消逝了？是回归农村了还是烟消云散了？带着这些疑问，笔者走进了柳琴戏的大本营———江苏省柳琴剧团。
现在时：困境 坚守 探索
10月11日清晨，正值深秋的徐州平添了许多寒凉。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，笔者于8时30分来到了位于苏堤北路与故黄河相交处的江苏省柳琴剧团。剧团大门口悬挂着由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题写的牌匾。透过铁艺大门，可以看到院内整洁的环境，摆放有序的车子。门卫师傅询问了我的来意后，欣然放我入院。走进院门，只听一阵委婉悠扬的唱腔从远处传来。剧团美工王宁先生向笔者介绍，那是剧团的演员们在练习唱腔。看到我惊诧的样子，王先生说自从他来到剧团之后，几乎每天10点钟前，这院子里回荡的都是这种合唱。在这种悠扬的合唱中，我踩着节拍叩开了剧团负责人武爱平先生的工作室。 武爱平14岁时就进入剧团了，一开始在场上跑龙套，后来做随团演员，再后来因其戏路正、形象好，在《大燕和小燕》电影中出演了男主角秦大海而家喻户晓。自入行以来，除去组织上派出工作的两年时间，武爱平一直呆在团里，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领导岗位。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，见证了柳琴戏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、高峰和衰落。与他一同见证这段历史的还有剧团的业务副团长李雪梅。 谈到柳琴戏30年来的悲喜，武爱平如数家珍。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，从“样板戏”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民对精神生活充满了渴望。柳琴戏的复兴势在必行。那个时候，人们对柳琴戏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。一场戏常常要连演两三个月，才能满足观众需求。柳琴剧团曾排过一出传统戏《白蛇传》，这出戏在彭城剧场连演半年，天天爆满。很多观众为了购票，凌晨时分就到售票口排队。但那毕竟是过去了。现在的剧团常常为推销不出去票而发愁。比如剧团近期排演的现代剧《枣花》，政府给了大量的投入，剧团花费了大量的力气。虽然它已经被评为首届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十大剧目之一，但至今为止演出的场次还不到20场。 “演不起啊！”武团长深有感触地说。剧团要演戏就要去租影剧院的场地。一晚上3小时至少2000元，再加上剧团演出最基本的费用，至少也需三四千元。如果只靠着卖票，一场戏少说也要倒贴3000多元。演不起是柳琴戏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。 困境之二在于演出市场的萎缩。过去家庭祝寿办喜事要请戏班子，开街逢集也要请戏班子，甚至教化民众也要通过戏班子。现在不同了，有电影、电视；有歌舞、小品；有KTV练歌房……柳琴戏就显得落伍了。现在占消费主流的年轻人，正追逐着现代化的娱乐生活，柳琴戏与其它地方戏一样受到冷落是很自然的事。困境之三在于演出场地的限制。在柳琴戏最红火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徐州市的影剧院达10余个，下属各区县、乡都有规模不小的影剧院。这些剧场为柳琴戏的演出提供了必要的场地。然而近年来，乡镇影院不是被拆除，就是被改作他用，市内的剧场更是如此。偌大的徐州市区，仅有中山堂和矿务局会堂等屈指可数的几家了。这种情况使得演出成本被迫提高。因为在市内演出要花大量的场地租用费，到乡下演出要搭建临时戏台。困境之四在于创作资金严重缺乏。柳琴剧团现在仍属于集体所有制单位，政府差额拨款。虽然除了工资，政府又拨给剧团一定的扶持基金，但对于剧团要求却相去甚远。就拿这次获省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奖的《枣花》来说吧！《枣花》投入的创作资金只及某市同类获奖剧的十分之一。由于资金缺乏，剧团不得不减少硬件投入，这样就影响了灯光、舞美、音响的效果，削弱了演出质量。除了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原因，剧团体制方面也存在缺陷。人员进出不畅，严重影响了演员正常的新老更替以及优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。 面对困境，剧团领导层没有退缩，而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，探索着一条使剧团健康发展的新思路。在管理上，剧团始终强调工作纪律，要求全体演职人员心不能散，戏不能放。上午8点半点名后，演员们必须在演练大厅里练唱腔，10点之后练舞蹈。“这样你不觉得没意思吗？” 笔者对青年演员蔡恒提出这样的疑问。她说：“一开始还觉得有点烦，但现在习惯了。不练又能怎样？除非你不干这一行。但不干又能干什么？”蔡恒的观点在年轻演员之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。他们每天按时去团里上班 ，按时练功，但练功不像以前的艺人一样为了能出人头地，而是为了那一份不多不少的工资。在带领演员坚守岗位的基础上，剧团领导还积极推进剧目创新与演出形式多样性的探索。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柳琴戏，在不改变主体戏路的同时，演出之中增加了青年人喜爱的舞蹈表演。有些演出还以折子戏为主，穿插歌舞、小品。这种探索为柳琴戏的演出争得了一些市场。除此之外，剧团还在积极寻找演出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据武团长介绍，现在的演出只要不倒贴，就可以进行。有人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，但武团长坚持认为只要有演出，剧团就保持了生命力，演员就得到了训练。虽然钱没赚到，但却有了另一方面的收获。尽管剧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，但柳琴戏复兴仍然前途迷茫。究竟如何改革，才能使柳琴戏柳暗花明？
将来时：改革 出路 展望
今年83岁的相瑞先生是徐州柳琴界的元老，也是名传四方的著名演员。他带领滕县的长春班于1949年春天进徐。先后做过江苏省柳琴剧团的团长和徐州戏剧学校的校长，对柳琴戏最有发言权。 当笔者在园丁新村见到这位老艺人时，他高兴极了。他说自已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，才由旧社会人人瞧不起的戏子成长为人人尊重的艺人。现在虽早已退休在家，但对柳琴戏的发展也时时关心。他认为在短时期内，柳琴戏难能有机会再次雄起了，但如果演职人员不自暴自弃，坚守阵地，坚持“练好功，写好剧，排好戏”，柳琴戏就不会走向消亡。他反复强调“写好戏”这一条，关键是有好剧本，没有好本子，再好的演员也无法唱出好戏来。回顾柳琴戏百年历程，能够流传下的传统剧目无一不是适应了时代发展，贴近群众生活，是观众喜闻乐见的。那么检点一下今天的剧目，是不是符合了这一要求呢？年过花甲的老戏迷张焕臣先生认为，柳琴剧团的戏越演“洋”了。你去看一场现代柳琴戏，从场景设置到音乐伴奏，从舞美动作到服装道具，都太奢侈了。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从头至尾演员唱的时间并不多。柳琴戏越演越不像自己了，谁还愿意看？要看戏，还是去黄河沿儿，那里的戏才好看。正如张先生所言，黄楼附近的黄河沿儿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戏迷在那儿扎堆。老戏迷习惯了柳琴戏从演员唱腔到演出场景的土味，不愿接受它的改革，而年轻人不习惯改革后柳琴戏中的那些土味元素。在柳琴戏改革的深水区，是退归本色，回归乡土，还是脱胎换骨，完全现代化，这是摆在每一位戏剧工作者面前的艰难抉择。这种抉择是如此困难，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自我诘问：难道柳琴戏这些年的改革是失败的？现在来争论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。那么，柳琴戏的改革究竟该如何进行？是坚持现代化的改革，远离那一部分老年观众；还是放弃坚持，让演员回归到群众中去，任其自然沉浮？ 不久前，《扬子晚报》上刊发的一篇题为《省演艺集团全国率先事改企》的文章，在戏剧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改革之所以受到业内人士的强烈关注，是因为它动了戏剧界多年的根基———体制。改制后的演艺集团变成了企业性质。表面上看，政府扔了“包袱”，而实际上改制后政府的投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。改了制为何还要加大投入？因为政府的角色转换了。原来是剧团的供养人，改制后变成了“埋单人”。政府原来拿钱是义务，而现在拿钱更多的是责任。既然是“埋单人”，他对剧团的要求该是从观众的利益出发的，而非原来的行政强制。对于剧团，有人付费看演出，那就有了市场，有了前途。这一改革因为刚刚进行，所以绝大多数同类行业都在观望之中。柳琴戏有过辉煌的前世，却处在尴尬的今生。让我们祝福柳琴戏，祝福它尽快走出尴尬的困境，涅磐出自己更灿烂的明天。
